Judaism有著一種比單純宗教更廣泛的涵義，它包涵了猶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歷史上它借著律法的約束力，一直是猶太人自我認同的基礎。但是在現代性的條件下，猶太人在個體得到解放的前景中蘊含著喪失民族特性和民族認同的危險。而歐洲的反猶主義更使猶太人面臨生存的困境。猶太復國主義試圖通過建立猶太國家而拯救猶太人的生存，但這種民族主義忽略了猶太人的精神復興。以阿哈德．哈姆（Ahad Ha-Am）和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義，在現代世界中以猶太教為基礎重新闡釋猶太精神，將猶太復國主義從單純的維護生存發展成猶太民族內在精神的要求。阿哈德．哈姆努力把猶太教鍛造成猶太民族性的基石，而馬丁．布伯更以猶太民族對於人類肩負的責任為要求，將猶太民族精神的復興，看作人類精神復興的要求。猶太的文化民族主義在維護本民族精神要求的同時，在在以全人類的命運為己任。以一個民族的整體擔當挑戰現代性的個體本位主義。

　　當我們面對Judaism這個詞的時候，很難將其與Christianity做嚴格的對應，Judaism固然是一種宗教，「猶太教」，一種信仰，對上帝無限敬畏的信仰。但猶太教更有自己的特點，它不像天主教那樣有嚴格的教階制度，拉比更像是一位博學的老師；它不像新教那樣 「因信稱義」，猶太教更注重律法，甚至在《塔木德》中曾有「愛律法甚於愛上帝」一說；它不像基督教那樣廣泛接納各種不同種族的信徒，成為一種普世的皈依者宗教，而是專屬於猶太民族，它的信徒都有猶太血統。猶太教除了包涵一套宗教的教義、律法和組織外，還包涵了猶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倫理道德的規範、各種行為準則以及獨特的生活方式。近代以來，有許多的猶太人不再接受作為宗教的猶太教，但始終接受一種Judaism 的規範。這似乎更像中國人所說的儒家學說。西方人總把Confucianism看成一種宗教──儒教，而中國人更以為這是一種影響中國人思維、行為、倫理、生活方式的禮教和精神。在這個意義上，Judaism也是一種民族文化和精神。所以我們將在一種更為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猶太教。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猶太教畢竟是一種一神論的宗教。它的上帝不但是猶太人的上帝，也是全人類的上帝；並且猶太人與上帝有著超乎萬民的特殊關係，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這就注定了Judaism不僅對猶太民族有擔當，更有對於整個人類的擔當。這也是猶太精神的出發點。在現代性的壓力下，猶太人作為一個民族，如何以Judaism來面對現代性的挑戰。這對處於現代性壓力下的許多民族都具有極大的啟示意義。

　　現代性與猶太人的困境

　　在西方思想歷史上，現代性乃是現代社會思想理念的集中體現，在本體論上以個體為本位，在價值上追求自由平等，倡導運用工具理性，淡化價值理性，在歷史上以啟蒙運動及隨後的法國大革命為標誌。當然，現代性的思想淵源還可以追溯到更遠。現代性的社會存在基礎乃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興起，以及工業化社會的普及。

　　在現代性帶來的諸種後果中，以個體主義的影響最為深厚。如果說在古希臘，個體只有在城邦中才能獲得意義和價值的話，那麼，在近代，特別是通過近代的社會契約論傳統，個體在理論上已經佔據了主導地位，社會生活的一切架構都可以還原為自然的個體。人們不再受到超越於個體之上的神聖秩序的羈絆，個體有權利為自己選擇生活方式，這被奉為最高價值。個體的尊崇把人們從古老的傳統中解脫出來，獲得了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整個現代社會就是由此而建立起來的。基督教通過宗教改革，以個人的 「因信稱義」，完成了其與現代社會的匹配。

　　但是現代性帶來的進步卻給猶太人造成了極大的困惑。自聖殿第二次被毀之後，猶太人開始了大流散的生活，其在歐洲的聚集區被當地的統治者改造成隔都（Ghetto），四周砌起高墻，猶太人封閉於此，受到集體隔離；外出的話則必須佩戴 「恥辱記號」 以區別於一般的歐洲人。「隔都」 是猶太人遭受迫害的標誌。但是，猶太人在聚集地也建立了自己的自治組織，以保護猶太人抵禦外來的迫害。就外在方面而言，這樣強烈的敵視環境，使猶太人時時區別於其他人；就內在方面來說，猶太教的律法也使猶太民族免於被同化。在這種內外的限制中，猶太人加強了自身的向心力和認同感。在這種認同感中，猶太教起著核心的作用。

　　啟蒙以後，人權思想深入人心，特別是法國大革命之後，拿破侖的軍隊所到之處，隔都的圍墻紛紛被推倒。猶太人開始走出隔都，融入主流，成為社會的一員，成為所在國的公民。其中有兩大事件值得思考，一是猶太人的同化，在德國，摩西．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開啟了猶太啟蒙運動，鼓吹猶太人衝破猶太傳統的束縛，融入歐洲文明之中，與主體民族相同化；二是猶太教信仰的私人化，1807年拿破侖在法國召開了猶太人大會，摩西律法中與民事法律相悖離的內容被剔除，猶太人宣誓效忠法國，猶太教信仰成為在國家法律體制下公民的私人事務。但是這種注重猶太個體的解放，卻有使在猶太教哺育下團結起來的猶太人趨於瓦解的趨勢。

　　猶太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這種自由對於猶太教的思維、信仰和行為方式是一次巨大的衝擊。猶太人原本生活於傳統的宗教律法中，為律法所約束，猶太教是他們共同的準則。而啟蒙運動藉著個人的公民權利，將猶太人從傳統的樊籬中解放出來。原本將猶太人維繫在一起的紐帶，現在完全成了私人選擇的信仰，猶太教對於猶太人不再是與生俱來的信仰。既然基督教在歷史上已經繼承了猶太教信仰的上帝，並將其信仰普世化，那麼在進化或進步的意義上，猶太教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於是，在猶太思想界出現一股強烈的同化思潮，要求猶太人放棄其在信仰生活各方面的特殊品質而全面融入歐洲社會，主要表現在受洗為基督徒。布魯諾．鮑威爾（Bruno Bauer）就認為，妨礙猶太人進入歐洲的就在於猶太教，猶太人受歧視，受迫害的原因就在於猶太教，於是他主張讓猶太人通過改宗而融入基督教社會。正如海涅（Heinrich Heine）所說，洗禮是進入歐洲文明的入場券。作為律師的馬克思的父親，就是這種改宗者的代表，海涅也是如此，但這種改宗的選擇對於海涅來說卻是痛苦的。這中間蘊含著一個巨大的困境，當失去神聖土地的猶太人，再次放棄了作為其生活方式和標誌的猶太教時，猶太人還如何自我認同呢？也就是說猶太人何以成為猶太人。

　　我們看到，在現代所謂的「猶太人的解放」中，作為猶太人認同的基礎猶太教反倒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在現代社會中，民族認同的要素，無非包括國土、血源、語言、宗教和文化傳統，對於猶太人這個沒有祖國的民族來說，現代性對於個體本位的推崇，顯得尤為危險，因為維繫個體成為共同體的紐帶被扯斷了，宗教和傳統被摒棄，語言被轉換，血源通過異族聯姻而淡化。在啟蒙對個體尊嚴的推崇中存在著導致民族統一性喪失的危險。在世界各民族中，猶太這個沒有自己土地的民族是最先在現代性中感受到這一危險的。說得極端一些，在現代性中，猶太人的悖論就在於猶太人的解放將導致猶太人的消失，這對於猶太人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故「同化」原則遭到保守人士的嚴厲譴責，他們指責倡導同化的人因為急於想獲得現代世界的承認而失去了本民族應有的尊嚴。在追求現代性的理念中，放棄了猶太民族的特殊性，並試圖以此來換取個體的平等人權。

　　當然有一部分猶太人坦然接受這種猶太人的消失，他們認為全世界都將趨於同化，這是世界進步的趨勢，而猶太人無非是先行了一步，他們更願意稱自己是世界公民，馬克思亦是如此。但1894年法國德雷弗斯的案件（The Dreyfus Case）之後，猶太人清楚地意識到，即使選擇同化，即使以犧牲民族特性而完全融入西方社會，一旦有什麼事，首當其衝受害的還是猶太人，反猶主義在歐洲根深蒂固。在法國這個猶太人解放的先鋒國家中，歧視依舊到處存在。德雷弗斯是當時法國總參謀部唯一的猶太人，當出現情報外泄時，這位猶太裔的法國上尉首先遭到懷疑，一如現代的李文和事件，而事實上這完全是一起出於種族歧視的冤案。這一案件使猶太人深刻地意識到西方對於猶太人的歧視和壓迫還沒有結束。這成了以同化為原則的猶太解放運動失敗的一個象徵。

　　現代猶太復國主義創始人赫茨爾正是從德雷福斯案件中看到了猶太人的認識誤區：以為只要與主流社會同化，就可以消除一切歧視，徹底得到解放。事實證明遠非如此，在現代世界中，猶太人面臨雙重危險：選擇同化，意味著作為猶太民族的消失；而且即便是同化了，單純猶太的血統就足以使猶太人不斷遭受迫害。故而赫茨爾努力尋求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起猶太人國家，保護猶太人不受迫害，維護猶太人的生存，同時建立起新的民族國家。民族國家亦是現代性的產物。在東羅馬帝國覆滅後，歐洲相繼出現了民族國家，在廢除中世紀的封建特權的同時也排除了教皇的權威，這是民族獨立和主權平等的國家。這種民族國家首先是一個世俗的國家，宗教不再佔有支配地位。中世紀處理問題的框架和基調首先是宗教的和神學的，而現代以民族代替了宗教，以世俗的、政治的和民族的語言代替了神學的語言。赫茨爾要建立的正是這樣一個世俗的猶太民族國家。他甚至一度準備放棄以巴勒斯坦為生存基地，而接受東非的烏干達作為猶太人家鄉。然而民族是一種共同體，它有著自身完整的文化符號和價值體系，不單純是一個土地的問題。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有著猶太人成長的艱難歷程，其文化精神是與這塊土地息息相關的。

　　在這個意義上，赫茨爾(Theodor Herzl)單純建國的猶太復國主義遭到許多猶太思想家的堅決反對，因為它只注重於在世俗層面建立一個國家，把猶太教完全置於民族復興之外。然而沒有了猶太教，數千年的猶太歷史也就失去了意義。猶太教是這個民族的靈魂，是這個民族的精神，曾經無數次地挽救過這個民族。而現在要建立的這個現代世俗意義上的猶太國卻沒有真正的文化內容。所以，有論者認為，猶太復國主義同樣也是一種同化運動，一種完全效仿歐洲現代民族運動的同化運動，一種在民族層面而不是在個體層面的同化運動，它要建立的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容納猶太人的小國。 法國思想家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就曾對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說過類似的評價，他說：「猶太人有著令全世界都倍感興趣的歷史，可是現在他們希望什麼呢？希望建立一個諸如阿爾巴尼亞的小國家吧，多可悲！」 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現代猶太思想家試圖對現代性中的猶太教作出了種種闡釋，使之真正成為猶太民族的精神核心，又能與現代社會相協調。

　　我們知道，猶太教首先是一種宗教，而現代世界把宗教問題首先當作一個私人信仰的選擇問題。對於歷史上宗教和民族合一的猶太人來說，當世俗的、無神論的猶太人不再選擇猶太教信仰時，他是否還是一個猶太人呢？於是，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出現了一種 「文化的猶太復國主義」，他們反對赫茨爾把猶太復國主義建立在外部原因和壓力的基礎上，而是把猶太的復國看成是猶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內在需要；他們力圖從猶太教中演繹出一種文化的民族主義，矯正單純政治上的猶太復國主義，同時避免正統派的極端；他們要重塑猶太人的精神，加強猶太人的歸屬感，尤其是要重新喚起同化者的忠誠。在他們看來，猶太教作為宗教只是這種民族精神在歷史上的形式，應該提煉出其中的精神實質，使所有的猶太人因為他們共同的文化傳統和精神遺產歸屬一個民族。這其中阿哈德．哈姆和馬丁．布伯是最為傑出的代表。

　　阿哈德．哈姆

　　在重塑現代猶太人的精神上，阿哈德．哈姆（Ahad Ha-Am），原名亞瑟．茨維．金斯伯格（Asher Ginzberg）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名字。以色列國的首任總統魏茲曼曾說，阿哈德．哈姆之於猶太人，一如甘地之於印度人，馬志尼之於義大利人。 由此可見阿哈德·哈姆之重要。阿哈德．哈姆的影響是巨大的，很難將其影響限於哪家哪派，他對於猶太教重建主義，對於猶太教保守派、改革派以及正統派，甚至猶太社會主義都有相當的影響。甚至可以說，透過那些政治家，阿哈德．哈姆幫助確立了以色列立國的宗旨和任務。

　　早在1889年，阿哈德．哈姆就發表著名的文章《此非正路》，批評當時單純移民巴勒斯坦的計劃是本末倒置。對於赫茨爾的政治猶太復國主義，阿哈德．哈姆抱有強烈的質疑態度。認為這只是因為共同的敵人，只是因為外在的原因而把猶太人結合在一起，充其量是形成一個猶太人的國家，而不是具有共同文化精神的有機體。阿哈德．哈姆關心的不僅僅是當時猶太人在世界各地面臨的生存危機，更是猶太人的精神危機。除非在現代性思想的支配下到處蔓延的個體主義得到有效的遏止，除非猶太民族自身的精神傳統得到復甦，否則猶太國家的建立將會招致失敗。因此，他強調現代世界中猶太民族運動的首要任務是恢復和確立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就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喪失了精神的民族是無以拯救的。而「阿哈德．哈姆就是要致力於思想的復甦」。 在反猶主義和猶太人在現代同化原則下趨於消失的壓力下，猶太復國主義急於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但是在阿哈德．哈姆看來，一個現代的猶太國家只能是民族精神復興的載體，而決不是最終的目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是為猶太精神尋找著現實的土壤。只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才需要由一個民族國家來加以解決。猶太民族主義運動是「整個猶太民族應付後隔都局勢的一次偉大的、建設性的民族努力。」

　　阿哈德．哈姆相信，一種獨立的、現代的猶太文化只能在巴勒斯坦，而不是在別的地方建立起來，它的使命是成為整個猶太精神的中心。阿哈德．哈姆清醒地認識到，即使猶太國建立起來，散居地的猶太人終將是大多數，而且始終會存在下去。必須處理好以色列和他們的關係，這將是一種輪軸與輪輻的關係。這個中心要確立的就是猶太人的民族精神，而猶太教只有在猶太人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才能恢復其內在的自由。

　　阿哈德．哈姆本人是一位不可知論者，對於聖經及其誡律的宗教約束力大有置疑。但他首先是將猶太教視為一種民族精神。他認為恰恰是民族性問題才是猶太人拯救的關鍵。在此意義上，猶太教不是一個宗教問題，而是一個民族問題。阿哈德．哈姆思想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從民族角度來認識猶太教的，將其改造成所有猶太人的精神支柱。這樣，猶太教作為一種精神就不是像現代西方社會所標榜的那樣，是一種私人信仰的選擇，而是猶太民族與生俱來的自然感情。猶太教的意義對於阿哈德．哈姆來說，在於它所體現出的一種文化的民族性，宗教只是這種民族文化的形式而已。這種文化的精神會把像微粒一樣分散的猶太個體變成一個具有自己特性的統一體，民族的統一體。通過猶太教，體現出一個民族自我生存的意願。也就是說，通過在猶太教的誕生地重建猶太精神，使在現代性的壓力下的猶太個體不至於消失；同時通過重塑猶太國家的內在精神，使以色列區別於一般的民族國家。這是一個有著猶太教依托的國家，具有特殊精神使命的國家。

　　然而在當時，阿哈德．哈姆思想的重要性並沒有被充分地意識到。而馬丁．布伯卻敏銳地意識其意義和價值。他說正是阿哈德．哈姆把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的兩種基本形式，宗教－文化和政治解放加以結合。 如果套用某種我們熟悉的話語模式，不妨說這也是「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只不過在當時「救亡」 壓倒「啟蒙」，這是赫茨爾式猶太復國主義的立場。而阿哈德．哈姆要在「救亡」中開發出民族精神的「啟蒙」，或者說在他那裏，「救亡」就是一種民族精神的「啟蒙」。猶太民族精神的復興才是救亡或解放的真正基礎。

　　阿哈德．哈姆向世人表明，猶太人在近現代的命運，不僅僅是一個宗教問題，即以基督教取代古老的猶太教；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問題，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更重要的是一個民族問題。那麼從那裡去開發出這種民族精神呢？阿哈德．哈姆的思想基本來源就是猶太傳統的根源聖經。 對於阿哈德．哈姆來說，聖經是希伯來文化的原型，猶太文化的傳統即產生於對聖經的解讀，以及在不同歷史條件和環境下對於這種理解的再闡釋。阿哈德．哈姆「對聖經的批判意味著創造性地使用經典思想中那些有助於使現代猶太教度過它的精神危機，並確保它具有歷史的連貫性的部分。」 1927年在一次「論阿哈德．哈姆」的演講中，馬丁．布伯也曾這樣說過，阿哈德．哈姆的意義在於將猶太教的宗教語言忠實地翻譯成猶太民族文化的語言，但不失其對於當時緊迫的現實的意義和價值。也就是說，阿哈德．哈姆給予猶太教一種「創造性的轉化」，立足其根本，立足精神的延續，同時卻從世俗的、民族的角度來加以理解。當然，阿哈德．哈姆還從西方歷史上的著名猶太思想家哈列維 (Yehuda Halery)、邁蒙尼德 (Moses Maimonides) 和斯賓諾莎 (Benedict de Spinoza)等人身上汲取了豐厚的精神養料，並對同時代流行的科學猶太學和歷史學派進行了堅決的批判。

　　我們知道，阿哈德．哈姆不是從宗教方面，而是從民族的、世俗的、精神的角度來解讀猶太教的；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是一種理性主義的理解。相反，阿哈德．哈姆認為，所謂的理性批判其最大的謬誤在於它試圖用現代的理性標準去評判古代人的思想和習俗，而不能理解這種思想和習俗的產生和發展的原因。 而所謂自由派通過理性批判對宗教形式進行的改革，更是削足適履。阿哈德．哈姆認為宗教問題首先是一個情感問題，一個民族與生俱來的情感問題。因此他不願意採用所謂科學的方法來評論聖經，對於當時的理性主義代表「科學猶太學」他持堅決的否定態度，認為這是用非猶太人的方法來看待猶太人的經典，所見無非是一些「雜亂無章之作」。這種「猶太學」表面上是讓西方人瞭解猶太文化，而實質上「這一目標終將導致猶太教被西方文明同化，從而失去其作為一種獨特文明的鮮明特點。」 一如我們的「國學」之被「漢學」化。他們試圖從西方人眼光來看待本國文化，看似理性，卻忘了文化中還有一個「精神」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阿哈德．哈姆更注重從倫理和道德的角度來開發猶太人的民族精神，正如高喬克（Alfred Gottchalk）所指出的，阿哈德．哈姆是「把〈道德之光〉和〈道德理想〉作為類同於猶太人民的〈民族精神〉的永恒絕對事物。」

　　猶太教強調絕對公義這一天啟觀念，視猶太先知為「真理的化身」，將「公義」（righteousness）置於人類生活的中心。這些都是阿哈德．哈姆要維護的猶太價值觀念。阿哈德．哈姆強調說，即使完全無信仰的猶太人也不能說，我與以色列的上帝沒有關係，因為正是這一歷史力量使猶太民族生存至今，在數千年的歷史中極大地豐富了猶太民族的精神和生活方式。 猶太人正是從中汲取道德的力量。這對於世俗的猶太人和正統派的猶太人都具有同樣的精神價值，信仰者通過上帝來表達 「我信」，世俗者則通過猶太的民族生活來表達「我感知」，作為其內涵的猶太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對於這種絕對正義的追求使作為上帝選民的猶太人代表了正義和正當的道德義務，他將肩負起充當世界其他各民族榜樣的社會使命。阿哈德．哈姆認為猶太民族精神基本特點就是尋求絕對正義以及在重建起來的猶太思想中實現其先知的理想。這不僅是猶太人的內在要求，亦具有對於人類的普遍意義。

　　馬丁．布伯

　　阿哈德．哈姆的這一思想，在馬丁．布伯那裏得到了發揚光大，如果說阿哈德．哈姆的文化民族主義強調猶太的民族性，強調保存猶太民族精神遺產的話，那麼馬丁．布伯除此之外，更強調猶太民族本身所肩負的世界意義。作為20世紀最有影響的猶太思想家，馬丁．布伯以「我－你」的哲學著稱於世。然而在這背後他深切地關懷著在現代性下猶太精神的復興，精神復興乃民族復興之本。

　　針對現代性對於個體的強調，布伯認為作為猶太人的個人本身是無法得到拯救的，因為個人只有在民族的環境中，他的生命才可能走向和諧，才可能得到可靠的成長。在沒有這種民族環境的地方，個人就會分裂。所以，只有當每個猶太人對整個猶太存在說「是」的時候，個體的猶太人才能超越自我而感覺到他自己就是這個民族。布伯說「我的民族是我的靈魂」。

　　與阿哈德．哈姆一樣，布伯把猶太教看作民族精神復興的基石；但與阿哈德．哈姆將猶太教民族化、世俗化不同，布伯直接將猶太教的復興等同於猶太民族精神的復興。所謂猶太人，就是直接把自己和上帝聯繫起來的人，所以猶太民族的復興離不開猶太教的復興。在布伯的猶太文化民族思想中，猶太人與上帝的關係是其全部思想的基石，也就是說，猶太人不同於世上的其他民族，他們作為上帝的「頭生子」，肩負上帝所賦於的使命和義務。「這個民族曾經是第一個對上帝作出回應的民族，此前只有單獨的個人作出過回應。在這個民族屢次失敗之後和失敗期間，她都沒有停止過時刻準備再次聆聽上帝將要說出的話語。」 這一特殊身份注定了猶太人對於全人類的意義，使猶太教得到解放，其功績遠遠不在於猶太人本身的解放，而是對人類的功績。在此，布伯從阿哈德．哈姆單純的猶太民族性跨越到了肩負整個人類使命的猶太性，因為上帝托付的使命不是給個人的，而是給這個民族的。

　　由於猶太民族在民族認同的問題上失去了種種要素，尤其是在現代性的壓力下，更有喪失民族特性之虞，猶太民族的生存權利和需要一再受到置疑，甚至這種置疑來自猶太人內部，不是有許多猶太思想家也積極支援猶太人的同化嗎！而布伯將這種民族認同的基礎置於整個人類的需要上，猶太這個民族是被上帝召喚來對整個人類做出貢獻。我們必須記住，「人類過去需要、現在需要、將來永遠需要猶太教，把它作為一個最重要的基本精神動力的最獨特的體現和最典型的代表。這比一個民族的命運或其民族性的價值更加生死攸關；他關係到整個的人類和全體人類的事務。」 所以，猶太人有責任為了人類而復興猶太教，在這種復興的同時猶太民族自身也獲得了拯救。

　　那麼「猶太教的復興」意味著什麼呢？按格萊策爾 (Nahum N. Glatzer) 對馬丁．布伯思想的總結，「它意味著重新認識猶太人的思想（聖經的和後聖經的思想）（Biblical and Post-Biblical thought）最深刻的部分；意味著對猶太人幾千年的歷史，對它的成功作一種新的理解；意味著認識把猶太教與東方各種偉大的精神運動聯繫起來的力量，以及這種東方精神能夠衰落的西方的再生貢獻什麼樣的東西；意味著認清成為一個猶太人就要過一種無條件承擔的義務、拒絕妥協的生活噢這被認為是建設性的行動，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理論。然而，猶太教復興的基礎必須是在巴勒斯坦重建正常的民族生活。」

　　馬丁．布伯指出，在現實中存在著兩種猶太教復興的概念，一種是宗教的，一種是民族共同體的。他認為前者只是按現代宗教的形式提倡信仰的理想化、教義的簡化和儀式的修改，它只是使猶太教以一種更容易、更優雅、更西化的方式為社會所接受，這根本不是猶太教真正的復興。所以布伯更看重阿哈德．哈姆所提倡的民族共同體的復興，但是布伯並不就此止步，而是要走得更深，去發現猶太教復興的本質。顯然，在現實中這種本質依然晦暗於世俗的生活之中。

　　布伯將猶太民族的生活分為兩重：即「相對的生活」（relative life）和「絕對的生活」 (absolute life)。「相對的生活」是在日常世俗生活中種族的延續，而「絕對生活」意味著對人類精神世界的探索。布伯認為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猶太民族那樣清楚地顯示「絕對生活」的創造性精神歷程。

　　然而在現代，猶太民族只是流於其「相對的生活」，民族的偉大精神停頓了下來。在布伯看來，猶太民族的復興，也就是要重新恢復真正的生活，恢復絕對的生活。「目前，猶太民族只知道一種相對的生活，他必須恢復它的絕對生活，它必須恢復活生生的猶太教。」 從而在猶太民族的「相對生活」中浮現出比生活本身更高的目的，在永恒的天空中顯露不滅的精神。

　　這種「絕對的生活」對猶太人來說就是一種活生生的猶太教。在此布伯又區分了兩個概念：「宗教」 和 「虔敬」。在布伯那裏，「宗教」意味著組織、形式；意味著束縛和保守，「宗教」是各種習俗和學說的總和，執著於「宗教」，就會忘記猶太教真正的精神來源，丟失其活生生的力量源泉。這個源泉就是猶太人的「虔敬」。「虔敬」是對奇蹟的敬慕，是精神不斷地重生，是對有限的超越。猶太人的「虔誠」顯示了這個民族與「無條件者」建立一種活生生的交流關係的渴望，「虔敬」體現了猶太民族的主動性，是其民族復興的源頭。但是，布伯嘆惜道：一般人並沒有看到猶太人的「虔敬」對於「猶太人問題」的重大意義，事實上「人越是強烈地渴望猶太教的復興，他就越能肯定這樣一種復興就意味著一種猶太人虔敬的復興。」 在布伯看來，猶太人的解放和拯救就是把猶太人從僵硬的「宗教」中拉回活生生的「虔敬」 中，從僵硬的教義和形式主義中解脫出來，回到與上帝的直接關係中。這將為猶太教的復興鑄造堅實的基礎。

　　對於「虔敬」的強調，使布伯從猶太民族早年的「先知運動」一直追溯到18世紀流行於東歐的「哈西德主義」（Hasidism）。根據哈西德主義的教義，布伯認為生活於世，就必須面對上帝，但這一上帝不是外在於我們世界的超然的上帝；而是無所不在，擁有一切事物，滲入所有世界，甚至體現在當下、感性事物中的上帝。這種帶有神秘主義的學說擯棄只是禮儀上對上帝的尊從，強調日常生活中上帝的存在。上帝的王國不是彼岸的慰藉和模糊的天堂，而是人與人完美的生活，是真正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的存在不在於內心的反求諸已，孤寂沈思的體驗，而存在於一種相遇，一種對話，一種在人與人關係中的超越，因為「與人的關係本是與上帝關係之本真摹本。」 在此，猶太教的真正任務就是建立人與上帝的對話關係，完成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統一，使我們與萬物的關係變得神聖和聖潔。

　　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在真正的意義上避免猶太人被同化。布伯思想深刻之處在於，他指出，除了個體被同化，民族國家被同化，最致命的同化是精神的同化，即被西方二元論的世界觀所同化，這種世界觀認為精神真理和生活現實是兩重世界。而布伯認為猶太教最珍貴的遺產就是「統一性」，也就是精神真理和生活現實的一致，也就是人類生活與上帝的同在。上帝絕不是抽象的理念，絕不是彼岸世界的存在，他是直接從我們當下的生存中流射出來的。猶太教的任務不是從理智上去把握精神性的東西，而是建立真正的的共同體，一種人與人之間直接聯繫的共同體，一種為上帝蒞臨開闢居所的共同體；上帝將在人與人之間獲得完滿的實現。布伯強調的猶太民族共同體就是這樣一個與上帝交流對人類負責的共同體。他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因為那種民族主義將人類的生活和民族的生活相割裂。

　　布伯將他文化的民族主義核心定義為：希伯來人本主義（Hebrew Humanism）。 布伯認為一種真正的復興從來不會從各種單純的民族傾向中產生出來，它將建立在一種追求人性復歸的基礎上，建立在 「人本主義」基礎上。對於猶太人來說，這種「希伯來的人本主義」 才必定是猶太復興運動的核心。這種以人類為己任的「希伯來人本主義」 並不意味著削弱猶太的民族性，而是加強它的民族性，並在這種民族性中承擔起對於人類的責任。

　　在現代世界中，猶太民族面對現代性的挑戰是無與倫比的。由於其獨特的歷史際遇，在現代性的解放中蘊含的卻是猶太民族消失的危險。和所有面對現代性壓迫的民族一樣，猶太民族在解放的問題上首先選擇的是「同化」，這對於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幾近於我們的「全盤西化」或「與國際接軌」。但猶太人始終藉著對於猶太教的堅決信心，通過對於猶太教的「創造性的轉化」，在堅持猶太民族復興的同時，在在以人類的命運為己任。於是，猶太民族的復興不單單是這個民族的復興，不單單是世上千千萬萬個民族中的一個民族的復興。他肩負的亦是人類的復興。其實在所謂「軸心時代」發展起來的偉大文明都是以人類命運為己任，其文化價值都具有普世的意義。但是現代性的壓力下，在現代民族觀念的闡釋下，普世的價值體現都收縮成民族的觀念。比如中國古代「華夷之辨」原非民族概念，而是一個文化和教化概念。但在現代世界中，這些都演變成了某種「民族」觀念，並以民族的觀念與普世的價值相對立。猶太民族藉著猶太教，藉著這唯一的上帝，復活了其對於整個人類的責任。那麼對於其他的文明來說，它將以怎樣的姿態來面對現代性的挑戰呢？是全面「接軌」還是像猶太人那樣重新鼓氣「為天地立命」的信心呢？

Jewish Cultural Nationalisms Response to Modernity
Sun Xiangchen

　Judaism has a wider meaning than simply a religious one, because it includes not only dogmas or rites, but also various aspects of Jewish life. In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since they had no homeland, their identity based mainly on judicial laws or commandments. Bu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odernity, Jews face an existential dilemma; in gaining individual freedom and liberty, they face the dangers of the vanishing of the Jewis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and identity. What is more, anti-Semitism in Europe seriously threatens their very survival. In order to save the Jewish people, Zionism wants to establish a Jewish state for the Jews. But this kind of political nationalism neglects the Jewish spiritual renewal. On the contrary, Jewish cultural nationalism as represented by Ahad HaÆam (Asher Ginsberg) and Martin Buber,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Jewish spirit, and reinterprets it according to Judaism in the modern world. It regards the establishing of the Jewish state not just as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Jewish peopleÆs survival, but also a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the Jewish national spirit.

　Ahad HaÆam looks upon Judaism as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Jewish nationality, and the Hebrew criptures as the archetype of Hebrew culture. He believes that through interpreting and reinterpreting the criptures, Jewish spirit survive. It also maintains the Jewish national integrity and helping the Jewish people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ir history, especially the spiritual crisis in the modern world. Ahad HaÆam explains the criptures and other Jewish classical works not by rationalism but by emotionalism. He criticizes the rationalistic approach of understanding Judaism. In light of modern sciences, Jewish classical works seem to be a jumble of words, lacking logic and coherence. This kind of Jewish studies, or the Science of Judaism, although seems reasonable and can be understood easily by Western people has actually lost its Jewis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and is assimilated by Western culture. Ahad HaÆam particularly emphasizes morality in Judaism, regarding it as an absolute in Jewish life, and the core of Jewish cultural nationalism.

　Martin Buber is undoubtedly familiar with Ahad HaÆam æs way of thinking. Compared to Ahad HaÆamÆs emphasis on the Jewish nationality, Martin Buber stresses the Jewish peopleÆs responsibility on behalf of all human beings, and regards the renewal of the Jewish spirit as the requirement for a general renaissance of the human spirit. In being the chosen people of God, the mission that God gives to them is not to the individual but to the nation. Thus, the renewal of the Jewish nation is equal to the renewal of Judaism. This means that Jewish people must transcend their relative daily life, and demonstrate this goal, to others. This also means that Jewish people must save religiosity from religion (the sum total of dogmas and rites), as only religiosity can maintain a vivid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conditional God. Buber believes this is the fountainhead for the renewal of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Jewish spirit. Expounding on the theme of religiosity, Buber traces back to Hasidism in Jewish history. According to Hasidism, God is not external to this world, but permeates spiritual truth and reality, Buber believes that JudaismÆs most valuable heritage is the unity of spiritual truth and reality; consequently people live with God ever in this life. Like Ahad HaÆam, for Buber, the task of Judaism is not to rationally comprehend but to establish real community Hebrew humanism. He thinks that a real national renewal cannot be produced by pure national interests but must be based on a general consideration for all humanity.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Jewish people are faced with an incomparable challenge, but by relying on their firm faith, and by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such a challenge can be surmounted. Actually, every culture has an intrinsic universalistic value, which considers not only its own people, but also all humankind. But under the pressure of modernity, cultures become more unilateralists and lose their universal concern. But Jewish cultural nationalism is different, and because of its belief in monotheism, it continues to remember its responsibility for humankind and has the confidence to create a new perspective for all huma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