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的幾聲巨響，讓西方體味到伊斯蘭民族主義的威脅。儘管伊斯蘭民族主義方興未艾，而且具有其歷史的和現實的根源，但其實伊斯蘭教與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不相容的，兩者具有相互敵對的意識形態。首先，《古蘭經》明白無誤地拒斥民族主義的基礎，認為語言、膚色和種族決不是統一性和特權的準則。唯一的準則是信念和美德。其次，伊斯蘭民族主義與先知穆罕默德《聖訓》的教導也是不一致的。不僅如此，伊斯蘭民族主義還有悖於「伊斯蘭」之名和伊斯蘭教的平和性，有悖於伊斯蘭教的「一元性」和「吉哈德」的本義。像其他極端的民族主義一樣伊斯蘭民族主義是十分有害的，但是如何克服卻不是一個單方面的問題，其解決需要有關各方達成一種共識，即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A Reflection on Isla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post-September 11th epoch,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henomena that have come to the fore is Islamic Nationalism, haunting the West, and especially America. Islamic Nationalism has its own historical origin and realistic cause. Islam ha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fluencing and dominating people in a vast area, until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when the Islamic empires declined as the result of engagements with the West. In the aftermath of defeat, the seed of Islamic Nationalism was planted. In addition to this historical reason, the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 the Arabs provides a more specific reason for the rise of Islamic Nationalism. An anti-western attitude builds up in reaction against America’s steadfast support of Israel, whose creation in 1948 has almost universally been regarded among Arabs and Muslims as an unspeakable crime against the Arab inhabitants of the region. In particular the defeats in the following wars between Israel and the Arabs States provide radical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heir frustration through Islamic Nationalism.

    Yet the so-called Islamic Nationalism is alien to and incompatible with Islam. First, Islamic Nationalism contradicts the Islamic Classics. Nationalism and Islam have two opposite ideologies. Nationalism teaches man to attach himself to land, while Islam rejects the idea that citizenship depends on birthplace. Both the Quran and the Hadith explicitly reject the basis of nationalism, and do not regard language, colour and race as criteria for unity and privilege. Human beings are created in so many different beautiful races and cultures, and should not be divided by national differences. Secondly, Islamic Nationalism is at odds with the essence of Islam. Unlike Christianity, Judaism, and other religions, the name Islam, meaning “submission or surrender (to God)”, is not derived from any person or area. Islamic Nationalism, which is exclusive and against the West, is opposed to the peacefulness of Islam. Islam orders believers to respect and tolerate people who have different beliefs. Islamic Nationalism also leaves the right way of the “oneness” of Islam. In the Pillars and in the Practices, Islam concentrates on the equality and oneness of the believers bound by the same belief, and is against being a proud Palestinian, Jordanian, Yemeni, Turkish, Irani, Iraqi, Saudi Arabian, Syrian, Pakistani, Kashmiri, Chechen, Bosnian, Algerian, Libyan, Egyptian, Moroccon, Lebanese, etc. Islamic Nationalism is destructive to the oneness of Islam and is also a way of disuniting the UMMAH. In addition, the Jihad advocated by Islamic Nationalism is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in meaning. It takes the “Jihad of sword” as the only kind of Jihad. Even in the Jihad of sword, killing of innocent people is forbidden by Islam.

    Like any other extreme nationalism, Islamic Nationalism is extremely harmful to both Islam and Muslims; as well as to the West, and to overcome it is not a simple and easy job.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its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reality.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only way to overcome it is to reach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different parties and elements involved. The vital agreement to be reached is that “the Three Religions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are one” They have the same origin; share some of the same Classics and some prophets. It is true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however, the same root can be the basis on which they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preserving the differences. Once the agreement that “the Three Religions are one” is reached, Islamic Nationalism and other extreme nationalisms will become running water without a source. Thus the ongoing conflicts between the Three Religions will lose their justification.

    隨著東西兩大陣營的冷戰已經成為人們頭腦中的歷史記憶，正當西方特別是美國慶幸原先來自前蘇聯的「紅色威脅」已不復存在之際，9．11卻讓它們體會到了比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更加可怕的威脅――「綠禍」――以原教旨主義為基礎的伊斯蘭民族主義。暫且不論「綠禍」是否像昔日「黃禍」一樣純屬子虛烏有，但有一點是人們所無法回避的，那就是伊斯蘭民族主義的興起是一個事實。

    眾所周知，民族主義觀念在本世紀獲得了長足進展。但很多伊斯蘭教的有識之士則把這種歷史上源於西方的思想看作是對伊斯蘭教十分有害的，甚至認為西方在有意識地喚醒穆斯林中的民族主義，以便分而治之。在他們看來民族主義是不吉祥的和有害的。這種民族主義是敵意和動亂的根源。筆者認為這種見解是非常具有真知灼見的。下面試就伊斯蘭教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談一些自己的粗淺理解。

    伊斯蘭民族主義的成因  伊斯蘭民族主義的來龍去脈

    從西元7世紀初直到17世紀，在伊斯蘭的名義，以阿拉伯半島為中心建立了一些盛極一時的帝國和王朝 。穆罕默德歸真前沒有留下有關繼任人的遺囑，之後通過選舉先後產生了艾布．伯克爾（Abu Bakr，632－634年在位）、歐麥爾（Omar，634－644年在位）、奧斯曼（Osman，644－656年在位）和阿里（Mohammad Ali，656－661年在位）繼任政教合一的首領――哈里發（Caliphate），史稱「四大哈里發時期」。四大正統哈里發在統領伊斯蘭教的三十年期間，忠誠有效地繼承了穆罕默德的事業，不僅平定了阿拉伯各氏族和部落的反抗、鞏固了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的統治地位，而且向著半島以外的廣闊地區開拓發展。公元661年出身麥加古萊氏部落倭馬亞家族的穆阿維葉（Muawiyah）建立了倭馬亞王朝（the Ummagyads），並把伊斯蘭教政治中心從麥地那遷到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形成了以各族穆斯林為核心力量、各民族、語言和宗教共存的、地跨亞非歐三洲的龐大的阿拉伯哈里發帝國。西元750年，倭馬亞王朝被推翻，穆罕默德的叔父阿巴斯的後裔奪取了哈里發的地位，建立起阿拉伯帝國的第二個王朝――伊斯蘭教歷史上持續最長久的阿巴斯王朝，首都在巴格達。在從建立到1258年隨著蒙古人佔領巴格達而宣告王朝結束的長達五個世紀的時間內，國泰民安，文化科學事業繁榮，伊斯蘭教成為穆斯林的社會生活方式；在伊斯蘭教的這一黃金時代，處於當時世界中心的阿巴斯王朝以強大的國勢和雄厚的物質基礎為依托奉行開放政策，促進了東西方的交流，推動了中世紀亞非歐科學文化的發展。當阿巴斯王朝在蒙古大軍的鐵蹄下灰飛煙滅之後，除了一些地方性的小王朝之外，阿拉伯人在伊斯蘭世界再也沒有建立起強大的帝國。但誕生於阿拉伯的伊斯蘭教並沒有因阿拉伯人的失勢而衰落，這時它業已成為眾多民族的共同信仰。13世紀初在中亞細亞興起的奧斯曼土耳其人的首領奧斯曼一世（Osman I）於1299年稱蘇丹並且正式建立起奧斯曼國家就是一個明證。及至16世紀蘇丹蘇來曼一世（Sulaiman I）在位時，奧斯曼土耳其已成為一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軍事封建帝國。並且從蘇丹賽利姆一世（Selim I，1512－1520）始，蘇丹自稱哈里發，雄居伊斯蘭世界的領袖地位。帝國奉遜尼派教義（the doctrines of Sunni）為國教，期間伊斯蘭教得到進一步的傳播和發展。16世紀還出現了與奧斯曼帝國分庭抗禮的波斯沙法維王朝和印度的莫臥兒王朝，形成伊斯蘭教三大帝國鼎立的局面。沙法維王朝以十葉派伊斯蘭教為國教，其版圖東至阿富汗，西達幼發拉底河，北抵阿姆河，南臨波斯灣；在印度建立的莫臥兒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一樣極其強調伊斯蘭教的正統和教法，其疆土達南亞次大陸的整個北部，確立了伊斯蘭教在該地區的統治。到18世紀，隨著內部條件的變化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在亞非兩大洲展開爭奪殖民地的鬥爭，伊斯蘭帝國開始出現衰落跡象。這種西方與伊斯蘭教衝突的進一步結果則是19世紀伊斯蘭教帝國的紛紛崩潰，逐漸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穆斯林開始蒙受某種失敗感」， 但在這同時伊斯蘭教復興的種子以民族主義的形式也已播下。

    賽義德．哲馬魯丁．阿富汗尼（Sayyid Jamal al-Din-Afghani，1838-1897）開啟的穆斯林的復古運動所引發的了一片「回到伊斯蘭教去」的呼喊就是先聲。阿富汗尼把對非信徒的傳統宗教敵視與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批判綜合到一道。他不僅不斷前往開羅、伊斯坦布爾、德黑蘭、喀布爾、巴黎、倫敦等地宣傳他的革命變革思想，而且毫不猶豫地訴諸謀殺等暴力手段。主張「沒有殺戮就沒有釋放，沒有殺戮就沒有安全」。

    與其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努力向這些伊斯蘭國家灌輸有關語言而不是宗教決定其民族性的主張，在阿富汗尼之後的一代人中出現了面向西方的穆斯林寧願被稱作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或者波斯人的傾向。以至於湯因比在1929年寫道：「如果你看對地方，無疑會發現某些傳統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們仍然遷移不去，但是你也會發現他們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但是恰恰在這一年，一位叫作哈桑．班納（Hasan al-Banna，1906－1949）的埃及教師創建了一個名為「穆斯林兄弟會」（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ethren）的運動，發展成為伊斯蘭教中的第一個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穆斯林兄弟會在日益增長的敵視外國控制的氛圍中浮現，創辦獲取武器和訓練人員的「秘密設施」（相當的武器和人員後來用於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戰爭），同時也在埃及訴諸暴力。幾乎與其同時，一個較小但是更為隱秘的「伊斯蘭獻身者」（the Devotees of Islam）運動在神學士納瓦布．沙法維（Navvab Safavi，1923-1956）的領導下在伊朗出現。像穆斯林兄弟會一樣，伊斯蘭獻身者也是在針對外國控制的民族主義動員的背景下湧現出來的。

    不論是阿富汗尼的運動、穆斯林兄弟會，還是伊斯蘭獻身者，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模式，就是認為外國的控制體現出了穆斯林的軟弱。而把消除這種控制當作穆斯林強大的鎖鑰。對這種控制的攻擊可以通過針對外國人的吉哈德（Jihad）來直接進行，也可以通過促進伊斯蘭的覺醒來間接進行。它們還謀求以強硬的領導人和國家來取代軟弱的領導人和國家。它們對這樣的國家目標的追求，通常演變成針對現存國家的暴力活動。反西方的堅定決心、權威主義的伊斯蘭國家、暴力傾向和泛伊斯蘭情結是這個階段的伊斯蘭民族主義先驅們的特徵。隨後，這些民族主義傾向又進一步被發展為20世紀中葉的一種「革命意識形態」。

    及至20世紀中葉，伊斯蘭民族主義針對軟弱的伊斯蘭國家，不僅謀求權力，而且謀求基於伊斯蘭教法的絕對權力，「執著於把他們踢打著和尖叫著的同胞死拉硬拽地拖入天堂」。 在這方面始作俑者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頗具影響的馬杜迪（Mawlana Abu-A`la Mawdudi，1903-1979），隨之是埃及的賽義德．庫布（Sayyid Qutb，1906-66）繼承了馬杜德的伊斯蘭國家理念，主張用戰鬥來推翻現有政治秩序。庫布把伊斯蘭民族主義的暴力傾向改造成直白的革命邏輯：「那些在地上篡奪了真主權力並奴役真主的信眾的人們只是遭受語詞的打擊是遠遠不夠的。」 庫布儘管本人被處決，但是後來的伊斯蘭民族主義者們卻紛紛用庫布的思想印證自己訴諸暴力的正當。霍梅尼( Ruhollah Khomeini，1902-89) 就是其中理論上和實踐上的佼佼者。他確立的原則是，必要時借助伊斯蘭革命創立伊斯蘭國家，而且只有最熟知伊斯蘭法的人才能統治。而且令世人吃驚的是，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 及其追隨者在1979年的革命中執掌了權力。霍梅尼堅持了伊斯蘭民族主義反西方和反美國的道路。在伊朗革命及其催生的隨後的那些革命之後，伊斯蘭民族主義更是動員追隨者們打擊現有秩序、拒斥外國文化，因為在他們看來伊斯蘭所追求的權力只能以統治者、外國人和少數民族為代價來獲得。但這本身也造成了西方的反彈。

    面對西方的強烈反彈，下一代的伊斯蘭民族主義者們策略有所調整，採取了 「以夷治夷」 的方略。他們不再只是簡單地把伊斯蘭國家當作抵禦西方的堡壘，而是把它當作一種對西方影響有所選擇的篩檢程式。蘇丹的哈桑．圖拉比（Hasan alt-Turabi，1932──）就是這一代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1989年開始與蘇丹軍政府的合作，為他提供了實踐當代伊斯蘭民族主義的契機。這一代的另兩個代表還有突尼斯伊斯蘭民族主義的領袖拉什迪．安努西 (Rashid al-Ghannushi，1941──)和黎巴嫩的候賽因．法德拉拉（Sayyid Muhammad Husayn Fadlallah，1936──）。

    圖拉比、安努西和法德拉拉等人並未重寫由馬杜迪、庫布和霍梅尼所發展起來的伊斯蘭國家和伊斯蘭民族主義的觀念，只是對此進行了再包裝而已。這些最新的包裝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不僅吸引了大量的追隨者，而且一度使西方的一些人士認為「伊斯蘭教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和深刻的演化時刻」，可與基督教中的宗教改革相提並論； 「這的確是20世紀以來伊斯蘭宗教史上最激動人心的階段」。 但是「9．11」幾聲巨響又讓西方回到了現實。

    巴以關係是伊斯蘭民族主義的催化劑

    伊斯蘭民族主義與以色列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主要表現在巴勒斯坦的土地和耶路撒冷的地位問題上，這往往成為激化伊斯蘭民族主義的一個導火索。

    耶路撒冷有著悠久的歷史。猶太人對耶路撒冷的控制始於第一聖殿時期（西元前1006－前586年）。西元前586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二陷耶路撒冷時，耶路撒冷被付之一炬，聖殿被夷為平地，其居民被大量流放到但巴比倫。西元前538年，征服了巴比倫的波斯王古列頒布詔書，允許流放到巴比倫的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隨後相繼進入希臘和羅馬時期，也即第二聖殿時期（西元前536年－西元70年）。在這個時期，隨著希律王的死，羅馬的壓迫以及猶太人的抵抗愈演愈烈，最後爆發了「奮銳黨人」的起義。奮銳黨人領導的起義軍於西元66年進入耶路撒冷。西元70年耶路撒冷落入羅馬將軍提多（Titus）之手，猶太人遭到殺戮，城市遭到焚毀。西元70年後猶太人出現了幾乎整個民族性的背井離鄉的大播遷，耶路撒冷隨之進入羅馬－拜占廷時期（西元135－638年）。西元638年耶路撒冷落入歷史舞臺上新興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之手，進入早期穆斯林時代（西元638－1099年）。緊接著是基督教和伊斯蘭雙方力量的交替時代，即十字軍和阿尤布王朝時期（西元1099－1250年）。 之後的馬木魯時期（1250－1571）和奧斯曼帝國時期 （1517－1917） 耶路撒冷都處於伊斯蘭教的控制之下。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地位的一個轉捩點。1917年12月9日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原來在奧斯曼帝國控制下的耶路撒冷向英國軍隊投降，進入英國托管時期（1917－1948年）。但是英國當局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巴勒斯坦的未來和耶路撒冷的未來問題。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日益緊張的關係在1920年和1929年爆發為流血暴亂，隨後又有1936－1939年的阿拉伯人起義。在英國托管接近結束時，動蕩局面達到頂點。

    1948年5月14日，厭戰的英國遵照聯合國有關在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分割土地的決議，放棄了它對巴勒斯坦地區的托管權。猶太復國主義定居者，接受了劃分的土地，並且宣布獨立的以色列國的誕生。所有的阿拉伯政權──包括那時的巴勒斯坦領導人們──絕對反對分割土地的計劃，誓言要消滅以色列。於是1948爆發了以色列獨立戰爭或者說第一次中東戰爭。這場戰爭給新誕生的以色列國留下了本來是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兩個民族之間分割的領土中的80。這刺激了一些具有伊斯蘭民族主義者的神經。

    第一次中東戰爭後一久，在納賽爾(Gamal Abdel-Nasser)富有超凡魅力的領導下，一個阿拉伯民族主義政權掌管了埃及，並且宣佈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還封鎖了以色列通往紅海的唯一出口──處於紅海和亞喀巴灣之間的蒂朗海峽。以色列迅即於1956年10月29日侵入西奈半島(Sinai)，而且從前的殖民強權國家英國和法國加入以色列一方，實際上形成了對埃及的一種入侵。1956的蘇伊士運河冒險對中東和老帝國主義國家來說是一個轉捩點。一方面歐洲列強被迫撤退。自此以後，美國日漸成為該地區最有影響的外部強權。另一方面，這場衝突最終牢固地確立了納賽爾（Nasir）對權力的掌控，導致阿拉伯民族主義在整個中東的蔓延。

    1967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係再一次緊張，夏天以色列發動了突襲。在令人難以置信的六 天中，以色列軍隊征服了約旦河西岸，包括耶路撒冷老城、迦薩地帶和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同時擊敗了埃及、約旦和敘利亞的軍隊。「六日戰爭」對阿拉伯世界具有深遠的影響，許多為阿拉伯國家的失敗負有責任的領導人都紛紛下臺。當從更加廣泛的視野和環境來審視這次戰爭的時候，對以色列而言一個清楚的軍事勝利被蒙上了陰影，因為很多分析家認為正是這次全面的失敗在阿拉伯世界所引發的刻骨銘心的恥辱和憤怒催生了整個中東地區現代伊斯蘭民族主義的蓬勃發展。它也導致了反西方情感的進一步增長，因為西方被看成是支持了以色列的。它也導致了阿拉伯游擊運動的改組和真正的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浮現。

    面對失敗，阿拉伯世界中和平的力量也在暗流湧動。1973年10月6日──猶太教的贖罪日噢以色列的國定假日──薩達特（Anwar Sadat）領導下的埃及軍隊以銳不可當之勢突破以色列沿著蘇伊士運河前線所構築的防線，成功地渡過蘇伊士運河。這場戰爭給了埃及尋求 「體面的和平」所需要的政治勝利。薩達特1977年進而飛往耶路撒冷，成為第一位與以色列締結和平的阿拉伯領導人。這場戰爭也為恢復在該地區和平努力提供了助力。但是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之間、特別是巴以之間的和平的道路是漫長和曲折的，不時受到雙方民族主義勢力的干擾和阻撓。迄今為止，中東和平非但沒有達成，巴以之間的衝突反而愈演愈烈，就目前的局勢而言伊斯蘭民族主義已經演變成恐怖主義。

    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教是不相容的

    儘管伊斯蘭民族主義方興未艾，其實伊斯蘭教與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不相容的，兩者具有相互敵對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的目標是創造以民族為基礎的單位，而伊斯蘭教的目標是普遍的統一性。對民族主義而言最要緊的是對本國的忠誠和執著。而在伊斯蘭教中，最要緊的是安拉和宗教。

    伊斯蘭民族主義有悖於伊斯蘭教的經典

    首先，《古蘭經》明白無誤地拒斥民族主義的基礎，認為語言、膚色和種族決不是統一性和特權的準則。唯一的準則是信念和美德。《古蘭經》上說：「你們當全體堅持真主的繩索，不要自己分裂。」 又說：「你們不要像那樣的人：在明證降臨之後，自己分裂，常常爭論．．．」； 「分離自己的宗教而和成宗派的人，你與他們亳無關係；他們的事，只歸真主。然後，他將把他們的行為告訴他們。」 在《古蘭經》看來，在真主面前人們是同源的：「眾人啊！我確已從一男一女創造你們，我使你們成為許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們互相認識。在真主看來，你們中最尊貴者，是你們中最敬畏者。真主確是全知的，確是徹知的。」

    從上述經文人們可以看出，《古蘭經》警告人們不要分裂，不要形成小宗派。人們被創造成不同的種族和文化目的在於讓人們彼此相知，而不是分成許多不同的國家等等。按照《古蘭經》的精神，學習和欣賞別的文化背景和語言是一回事，以某個天民族而自豪則是另一回事。伊斯蘭公社在文化、語言和背景方面是豐富的，但是無須分化為許多五花八門的民族和宗派。

    其次，伊斯蘭民族主義與先知穆罕默德聖訓的教導也是不一致的。先知穆罕默德反對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據布哈里等人的傳述，穆罕默德就民族主義曾經說到：「拋卻它。它是腐臭的。」「那些參與民族主義的人們不屬於我們之列。」「人們應該放棄以民族和國家為驕傲，因為這是來自火獄的炭火。」與民族主義不同，伊斯蘭教教導人們不要執著於土地，而是執著於信仰，當必要的時候甚至應當為了信仰而離開故土。在伊斯蘭教中，人們為了信仰而離開自己的祖國不僅是一個職責，而且拒絕為了信仰而移民出境反是一種背信棄義。在伊斯蘭教中，當一個人的信仰受到威脅的時候，還執著於一個特定的土地，而且把自己的活動和忠誠局限在這塊土地上，是一種沒有出息的生活和行為。

    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教導說，人有彼此和睦相處的道德義務，所有的人無論是褐色人種、黑色、紅色、白色還是黃色人種，都是阿丹（亞當）的子孫，所有的人不論種族、膚色和信條都享有權利。沒有任何人因其膚色、民族和富裕程度而比他人優越。在安拉眼中最榮耀的人是對安拉最克盡義務的人，人只在他所履行義務的程度上享有同等程度的權利。伊斯蘭教沒有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成分，《古蘭經》和聖訓只講人的平等和所有的民族如何在真主眼中是平等的。

    伊斯蘭民族主義有悖於伊斯蘭教的本質

    首先，伊斯蘭民族主義有悖於「伊斯蘭」之名稱。伊斯蘭教從名字的起源說來，不具有任何宗派性和民族性。一般而言，世界上的每一個宗教的教名要麼從其創始人而得名，要麼從其產生的社群和民族而得名。例如，基督教從其先知和創始人耶穌基督而得名；索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 從其創始人索羅亞斯德而得名；猶太教得名於它從之產生的古代猶太人的一個支派猶大支派和猶大國。世界上的其他宗教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但伊斯蘭教的情況卻不相同。這一宗教的命名或得名方面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與某個具體的個人或民族無關。「伊斯蘭」一詞並不帶有任何這類個人或者地域特徵，因為它並不屬於任何特別的個人、民族或國家。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一種「普世」宗教，其目標是在人身上發掘和培養「伊斯蘭」品質和態度。

    「伊斯蘭」在阿拉伯語中含有「歸順、服從和順從」之意。作為一種宗教，伊斯蘭代表的是完全歸順和服從安拉，此即該教得名「伊斯蘭教」的原因。其實，「伊斯蘭」是個定語性名銜。不管是誰，不管屬於哪個種族、社群、國家抑或部族，只要擁有這一品性，就是一個穆斯林。所謂的「民族主義的」穆斯林就像一個「虔信宗教的共產主義者」和「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荒謬。

    其次，伊斯蘭民族主義有悖於伊斯蘭的平和性。伊斯蘭教要求它的追隨者們對那些即使不贊成他們的信仰的人們表現出尊重和寬容。先知穆罕默德說過：「真主決不會對他人沒有仁慈的人仁慈」。伊斯蘭教尊重所有的宗教信仰、給以它們宗教自由。《古蘭經》上說，「未曾為你們的宗教而對你們作戰，也未曾把你們從故鄉驅逐出境者，真主並不禁止你們憐憫他們，公平待遇他們。真主確是喜愛公平者的。」 宗教自由是在《古蘭經》本身中被規定下來的：「對於宗教，絕無強迫；因為正邪確已分明了。」 而伊斯蘭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強迫性，與伊斯蘭教的平和性背道而馳。

    伊斯蘭教律法規定，穆斯林們應該保護少數民族的地位。歷史提供了許多穆斯林寬容其他信仰的例證：當哈里發歐麥爾 （Caliphate Omar）西元634年進入耶路撒冷時，伊斯蘭教准予該城的所有宗教社群享有其崇拜自由。歐麥爾向居民宣布，他們的生命和財產是安全的，而且他們的崇拜之地不會被剝奪。伊斯蘭教法還允許非穆斯林少數民族設立自己的法庭，實施他們自己制定的家族法。伊斯蘭教國家中所有公民的生命和財產被視為神聖的，不論是否穆斯林。伊斯蘭教歷史上之所以能夠從一個民族性的宗教成為盛極一時的倭馬亞王朝、阿巴斯王朝、莫臥兒王朝、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伊斯蘭王朝帝國的精神源泉，其後又成為一種在世界範圍內不斷發展著的一個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力量，及至成為如今發展最快的宗教，無不與這種平和性有很大的關係。伊斯蘭民族主義離開伊斯蘭教的生命之源，必定從根本上損害伊斯蘭教的利益。

    其三，有悖於伊斯蘭教的「一元性。」伊斯蘭教為了強化人人平等和敬主愛人思想，設立了「五功」等基本的功課。比如「朝功」求穆斯林在一生中，只要沒有任何財政上和身體上的局限，都應到麥加朝覲。每年來自世界各地的大約數百萬穆斯林聚集到麥加參加朝聖活動。這其實是為來自「五湖四海」和「各行各業」的全世界不同背景的穆斯林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相見機會。在朝覲儀式期間，朝覲者們身著白衣、站在一起崇拜那「一」個「真主」。伊斯蘭教不承認任何種族的或者人種的分界。「五功」，特別是麥加朝覲，是所有崇拜和侍奉真主的諸種族和諸民族的人民「一元性」的最完美寫照。如果伊斯蘭教陷入民族主義的泥沼，伊斯蘭教諸國家的穆斯林們就會步入津津樂道自己是土耳其人、敘利亞人、埃及人等等的歧途，而離開自己是穆斯林而自豪的正道。民族主義對伊斯蘭教的「一元性」是具有破壞作用的。

    其四，有悖於「吉哈德」的本義。伊斯蘭民族主義通常號召人們進行「吉哈德」或者「聖戰」。即使被人們理解為「聖戰」的吉哈德，也不是完全訴諸血腥的武力。實際上吉哈德意為「竭力奮鬥」，有三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心的吉哈德」，或者自我的吉哈德。這是獲取正確信條和從自我中去除有關這一信條的所有疑惑和誤解的內在奮鬥，是對信徒所吩咐的命令和禁令。它進一步包括從靈魂中清除低級慾望和獲得高尚的品質。第二種形式是 「舌的吉哈德」，這是通過講道和著書立說之類針對邪惡以及錯誤的信念和行動的奮鬥。這種形式的吉哈德以針對穆斯林中的離經叛道者為特徵，但是也擴及不信者。就像基督教一樣，伊斯蘭教也允許在自衛時、在捍衛宗教時戰鬥，或者代表那些被強迫驅離家園的人們作戰，這就是吉哈德的最終形式，即消耗生命和財產的、「手的吉哈德」或者「劍的的吉哈德」。即使在這一層次的吉哈德，伊斯蘭教也不允許殺戮無辜。《古蘭經》上說：「你們當為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人，你們不要過分，因為真主必定不喜愛過分者。」 「如果他們傾向和平，你也應當傾向和平，應當信賴真主。他確是全聰的，確是全知的。」 在伊斯蘭教中戰爭是最後的手段，而且受到神聖律法所規定的嚴苛條件的制約。先知穆罕默德傳教多年不訴諸武力，儘管遭受迫害和肉體折磨。《古蘭經》中允許戰爭的經文表明，戰爭只能作為擊退侵略和剷除暴政的手段；軍事勝利不應導致擴張和控制財富，或者使某個種族淩駕於另一個之上。《古蘭經》要求信眾們為真主的事業而戰，不夾帶任何世俗的意向。「惡」意味著超越了限度。

    當人們趾高氣揚地奴役他人和剝奪他人的權力並且佔有財富時，就超越了限度，戰爭是為「惡」而戰的戰爭。

    「三教合一」共識是超越伊斯蘭民族主義的關鍵

    伊斯蘭民族主義像其他極端的民族主義一樣是十分有害的，但是如何克服伊斯蘭民族主義不是一個單方面的問題，其解決需要有關各方達成一種共識，即求同存異。在筆者看來，這種共識就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和基督教的關係並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麼勢不兩立，實際上它們之間有著很深的淵源。在西方，人們通常把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統稱為亞伯拉罕宗教，因為它們都認亞伯拉罕（易蔔拉欣）為始祖。穆斯林們相信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們的所有先知，包括阿丹（亞當）、努海（挪亞）、易蔔拉欣 （亞伯拉罕）、爾撒 （耶穌）等等，承認屬於聖經的「討拉特」（Torah）「則逋爾」(Zabur)「引支勒」（Injil）為「天經」。伊斯蘭教把《古蘭經》的教導看作是對先前的一神教（猶太教和基督教）教導的一種再肯定、一種刷新和定型。先知穆罕默德在《古蘭經》中受命歷數道：「你說：我們確信真主，確信我們所受的啟示，與易拉欣 (Ibrahim)、易司馬儀（Ishmael）、易司哈格 (Ishak)、葉爾孤白（Jakub）和各支派所受的啟示，與穆薩（Moses）、爾撒（Isaac）和眾先知所受賜於他們的主的經典，我們對於他們中的任何人，都不加以歧視，我們只歸順他。」 一旦認識到這一點，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一脈相承的淵源就再清楚不過了。因為所有的先知和使者都是「穆斯林」，即都是些歸順神的意志的人們，而且他們傳布順從全能的神，就是傳佈「伊斯蘭」。當然，穆斯林們更承認他們自己特有的先知穆罕默德。在穆斯林看來伊斯蘭教畢竟是易蔔拉欣（亞伯拉罕）宗教的最後和最完善的版本，伊斯蘭教是通過最後的先知穆罕默德向人類啟示的最後的宗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伊斯蘭教並非是誕生於西元7世紀的一種新的宗教，而是「復興」神通過在穆罕默德之前的眾多使者們業已向每個民族啟示過的那同一個宗教。穆罕默德不是來改變先前的先知們所帶來的信仰「一神」的基本教訓，而是相繼確證和刷新這一信仰「一神」的基本教訓。「先知啊！我確已派遣你為見證，為報喜者，為警告者，為奉真主之命而召人於真主者，為燦爛的明燈。」 另外，穆斯林們所崇拜的神與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所崇拜的應該是同一個神，因為只有「一神」。不幸的是一些人錯誤地認為穆斯林們所崇拜的神與猶太教徒和基督教的神沒有任何關係，而「安拉」只是「阿拉伯人的神」。實際上「安拉」是全能的神的阿拉伯名稱，說阿拉伯語的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指「神」時都用這同一個詞。安拉是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猶太人所崇拜的那同一個「神」。

    不過，在求同的同時，也不能夠完全抹煞三個宗教之間的差異。特別需要加以澄清的是，儘管穆斯林與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所崇拜的神是同一個神，但是他們有關這個「神」的概念與猶太教和基督教則有很大的不同。穆斯林們拒斥基督教徒有關「神」的「三一性」的信念，主要因為伊斯蘭教相信有神聖的啟示，相信《古蘭經》高於聖經，是神的純粹話語，而《古蘭經》拒斥所謂「神」的「三一性」；他們認為基督教有關「神」的「三一論」是一種背離真正的「一神」論的多神論。在伊斯蘭教中「神」是「一」和唯一的，是不可分的。《古蘭經》上說：「你說：他是真主，是獨一的主；真主是萬物所依賴的；他沒有生產，也沒有被生產；沒有任何物可以與他匹敵。」 就是說，「神」 是世界的創造主和萬物的養育者，他沒有兒子（即耶穌）或者夥伴，他也不具有在其他宗教信仰中那樣的一些擬人特性，只有這樣的「神」才是「真主」。穆斯林們相信安拉的權能是在崇拜中，和在服從通過歷史上不同的時間和地點被派遣的使者和先知所傳達的「安拉」的教導和誡命中被認識到的。與此相關，在穆斯林們看來，儘管穆罕默德被選來傳佈伊斯蘭教的教訓，但是他不被視作伊斯蘭教的「奠基人」（因為穆斯林們視伊斯蘭教為先前業已送給所有民族的那同一個神聖教導），穆斯林們因穆罕默德所經受的和所奉獻的而敬仰尊敬，但是他們並不崇拜他，因為崇拜除安拉之外的任何神和人都是偶像崇拜，有違伊斯蘭教嚴格的一神論。

    再者，伊斯蘭教和其他亞伯拉罕宗教的淵源還表現在，穆斯林們尊重和敬仰爾撒（耶穌），並且期待著他的覆臨。他們視其為「真主」「神」）派遣給人類的最偉大的使者之一。穆斯林提及他時從不只是為「爾撒」「耶穌」），而是總是加上「願主福安之」等祝福辭。《古蘭經》還印證了他是童貞女所生（「麥爾彥」章）和他具有不可思議的能力，而他的母親麥爾彥（瑪利亞）則是最純潔和最尊貴的婦女之一。《古蘭經》是這樣描述 「天使報喜」的：「當時，天神說：麥爾彥啊！真主確已揀選你，使你純潔，使你超越全世界的婦女。麥爾彥啊！你當順服你的主，你當叩頭，你當與鞠躬的人一同鞠躬。這是關於幽玄的消息，我把它啟示你；當他們用拈鬮法決定誰當撫養麥爾彥的時候，你沒有在場，他們爭論的時候你也沒有在場。當時，天神說：麥爾彥啊！真主的確把從他發出的一句話向你報喜。他的名字是麥爾彥之子麥西哈．爾撒，在今世和後世都是有面子的，是真主所親近的。他在搖籃裏在壯年時都要對人說話，他將來是一個善人。她說：我的主啊！任何人都沒有和我接觸過，我怎麼會有兒子呢？天神說：真主要如此創造他所意欲的人。當他判決一件事的時候，他只對那件事說聲『有』，它就有了。」 但是在此我們同樣應該注意的一點是，爾撒（耶穌）在伊斯蘭教看來並不是「神」的兒子，爾撒（耶穌）是通過曾經創造沒有父親的阿丹（亞當）的那同一力量奇蹟般地誕生的：「在真主看來，爾撒確是像阿丹一樣的。他用土創造阿丹，然後他對他說 『有』，他就有了」。 否則，就是把真主擬人化，這是伊斯蘭教所堅決反對的。

    總之，儘管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有不小的差異，但是共同的起源應該是它們求同存異的基礎。只有達成「三教合一」的共識，伊斯蘭民族主義和其他相關的極端民族主義或者原教旨主義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現實的衝突也就失卻了其合理性。